刘颖 汪寿阳:通用目的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经济日报》)

  • 日期:2020-05-21

2020年05月20日,《经济日报》刊发刘颖副教授和汪寿阳教授文章《通用目的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全文如下:

 

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短期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数字经济开启了数字化生活生产方式,重塑了消费场景和零售渠道,接续了断裂的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成为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同时,疫情也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智慧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直播带货等数字化业态加快用户积累和教育,跨越“S型曲线”的非连续性鸿沟进入指数型增长模式,催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以中美两国为主要驱动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4.8%,提供的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将达到60万亿元。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平台生态的双边市场经济形态,应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高效连接,激活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和社会分工协作的动力,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达成供需的精准匹配,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商业竞争规则、资源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数据+算法”成为价值链高地,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智能算法作为新型“流水线”,大幅减少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耗散和摩擦。数字经济对产业变革的推动,已从互联网应用、消费互联网阶段,过渡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向农业、工业、社会治理等社会各领域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将会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竞争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具有很强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属性。学术界认为通用目的技术是产业革命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多种应用场景和广阔发展空间,从初期的特定应用最终扩展到多个部门被广泛应用,具有溢出效应,促进生产、流通、组织方式的优化,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发挥乘数倍增作用。支撑数字经济的四大技术分别是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连接技术、以人工智能和云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大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这些数字技术都属于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发展呈现网络经济特征,其应用突破一定临界点后,增长速度极为迅猛,快速覆盖主流市场。

 

数字经济的创新是一种需求导向的高密度创新体系。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运营重点由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用户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全渠道进行管理,最稀缺的资源是创意思想和创新型人才。数字技术使得大量重复性劳动被替代,人们将更多从事创造性工作。数字经济降低了每个社会个体的创业创新门槛,激发了社会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意义不仅在于优化了社会存量资源,更在于重构了社会的创新体系,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密度。

 

数字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平台生态型组织逐渐涌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必须有杀手级应用构成生态,平台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平台作为市场供需的中介,将商品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交换价值和交易成本都发生了本质变化。平台以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形成正反馈,在市场上往往呈现“赢家通吃”现象。平台生态组织又可以分为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综合型平台、以传统企业转型为代表的开放型平台、细分领域的垂直型平台三种类型。

 

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代表了技术组合力量与人们新需求结合的演化方向,其蓬勃发展背后是密集型知识积累,重点是发挥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密度和运行效率。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了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政策保障。

 

一是夯实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通用目的技术生态的协同作用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把握通用目的技术生态原则,既解决当下产业发展的短板,又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奠定良性循环的基础,建设重点不仅包括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项目,还应加强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发挥物理空间与数字技术的协同作用,以实现企业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提质增效,满足新时代人们的新需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的IT建设,应避免建设周期长、效率低、资源浪费大、重复率高等问题,应该进行顶层设计、全局优化,并有全新的敏捷系统架构,除了必要的底层硬件之外,应更注重基于云平台的软件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其目标是支撑和承载知识集成和创造力涌现,构建知识网络生态,赋能产业转型及应用,提高社会创新效率。

 

二是科学认识不同数字经济业态的属性及经济贡献,进行差别化政策选择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平台企业的二重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很难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对其管理也要有创新的理念,需要分清平台企业的公共服务属性和市场属性,以包容审慎的态度采取柔性监管策略。对于市场驱动的部分,应充分发挥好平台型公司的创新优势,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激发社会创新潜能。对于公共服务的部分,科学评估其促进消费、带动就业、拉动经济的作用,根据社会经济贡献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促进赋能产业转型和中小企业。

 

三是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展针对性强的课程和培训体系。数字经济背景下人才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重复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逐渐被机器所替代,真正稀缺的人才有两类,一是具备数据思维,熟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开发者,传统的IT工程师需要经过新型数字技术专业培训才能转化成合格人才。二是具备创新思维,洞悉市场又深刻理解产业基础能力和关键瓶颈的创新者,善于跨界进行知识集成,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统筹规划,完善上述两类人才的培养体系,并建立以实际产出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通过合理激励制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作者:刘颖,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汪寿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一带一路学院院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导。来源:经济日报http://www.ce.cn/cysc/tech/gd2012/202005/20/t20200520_3494711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