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百年党史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 日期:2022-01-04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会议精神,《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策划了“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邀请经济学领域6位知名学者选择不同的视角,畅谈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工业化道路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经济建设历史经验;建设工业强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碳中和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6-480X(2021)12-0005-26

 

以下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洪永淼教授的笔谈,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第17-21页。

 

百年党史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洪永淼

 

一、导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一百年来,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从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这一现实出发,将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激发了亿万人民革命的积极性,从而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也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日益接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这些历史经验,落实到党的百年经济工作奋斗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经济实践,可相应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这对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增强“四个”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下从十个方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经济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二、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历史经验

 

  (一)始终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为中心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初心”。一百年来,党一直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以推翻极少数人剥削广大人民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为己任,从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现实出发,领导亿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0多年来,党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消灭了绝对贫困,使全体人民有不同程度的获得感。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适时提出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在新的发展阶段兼顾效率与公平。

  (二)建立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早在延安时期,党就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领广大军民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建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牢牢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产品的主导权,特别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抗击包括经济封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重大冲击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主要中心之一,但中国经济并没有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与贸易冲突中,美国在技术上对中国实行“卡脖子”政策,党及时提出发展核心关键技术,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内需上。这些都是党百年奋斗史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新体现。

  (三)确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

  坚持和善于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时间不长,人们对社会主义存在各种误解。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明确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果断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相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四)坚持渐进改革方法论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一开始便采取渐进改革的方法,先易后难。改革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做法是实行“双轨制”,既有计划价格,又有市场价格,从边际上改进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对外开放则是从实体经济特别是从直接投资和贸易开始,然后拓展到金融等领域。金融开放也采用“双轨制”,如证券市场的A股和B股,以及各种金融投资与货币互换的配额制度。这些渐进性改革既改进了效率,又在不断扩大的开放环境下保持了整个经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没有出现重大经济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实现了由“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坚持顶层设计”的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化,更加注重关联性和耦合性,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五)不搞私有化,坚持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唯独中国没有采取私有化改革,即没有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转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体劳动者共同创造的财富。国外经验表明,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的效率,反而变成一些垄断企业或受外国控制的企业。同时,私有化是国有资产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财富常常集中于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而非惠及全体劳动者。相反地,中国不仅保护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而且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创新,改进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当然,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中国坚持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采取私有化的政策,并不意味中国不允许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中国允许个体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经营,也允许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个体经营者和乡镇企业后来很多发展成为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党和国家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与政策目标调节经济资源与经济活动,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则有效发挥了广大人民与各个阶层的劳动与创业积极性,比较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所有制的存在,也促进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和同一所有制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提升了中国企业整体的经营效率。毋庸讳言,不同所有制之间,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平现象。如何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制度保障。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要性,也需要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才能调动要素所有者投入要素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允许个体经营和民营企业发展,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有效地利用了富裕的劳动力和闲置的自然资源,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八)发挥政府和市场调节两只手的作用,并保持两者的动态平衡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提升了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党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以及两只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并在实践中保持两只手的大体平衡。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与公有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国家实行“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着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比重的变化,到90年代中期,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由市场供需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当前,随着深化改革的推进,市场更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引导经济从原有的平衡点转移到符合政府目标的新平衡点。中国实践证明,两手并用,比单独一只手发挥作用,其效果要好得多。

  (九)主动对外开放,大胆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大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40多年来,中国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的主要核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与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不同的是,中国不是通过充沛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是通过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受益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开始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优化资产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途径。40年前,中国积极引入西方资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那时候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世界市场。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正确的,因为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拥有一定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市场的优势。实践证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完全正确的。

  (十) 坚持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要素驱动,即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发展模式已出现瓶颈,难以为继,同时经济结构性体制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必须改变原有经济增长的方式,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第四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第一次在数字经济的一些领域成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创新驱动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途径。

以上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经济建设的十条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亿万人民长期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开拓与理论创新的宝贵结晶,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三、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的确,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引的革命道路,也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从实践中摸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同样地,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没有采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也没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基于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中创造性地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不长的时间里,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大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既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蓝图,也没有遵循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但它适合中国国情,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孕育着现代经济学原创性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有可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在学理上揭示广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广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而对当代世界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这将极大丰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有可能从理论上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从而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

  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也有过各种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例如,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曾有过“一平二调”、“共产风”等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错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初期,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存在过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及不同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平稳运行。但是,这些失误或问题,有的已经被纠正了;有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还有一些,需要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寻找解决之道。正视并克服这些失误,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洪永淼,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历史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济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第18页、22页。

[2]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第26、27页。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